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匾是否为严嵩所写,现在这块是否仍为严写的

天下第一关匾长5.8米,宽1.55米,其中的一个一字就长1.09米,繁写的关字右边的一竖就长1.45米.看着一字虽有一笔却不显单薄,关字右边的一竖笔画虽多却不显臃肿,五个大字安放合理,与这座建筑浑然一体.箭楼上现存三块木质匾,其中有两块是后来摹刻的.一为清光绪五年（1879）王治摹刻,二楼外悬挂的是民国九年（1920）杨宝清摹刻.摹刻匾原有落款,后被油漆涂盖,原匾悬于一层楼内.但是这块巨匾奇怪就在不留姓名不书年月,究竟是何人所写呢? 历来对这个疑问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明朝宰相严嵩,有人说是余一元,谭从简,有人说是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而根据当地的林榆县志记载：天下第一关匾传为邑人肖显所书,这里的邑人就是指山海关当地人,这就为肖显的写匾提供了真实性和可靠性.据说肖显写匾时,刚写完的时候发现下字下面少写了一个点,只写成了一个T字,这时候皇帝派来的钦差已经过了石河了,这时大家都慌了起来.只见肖显拿了一块抹布,饱蘸墨汁用力的掷向那块匾,结果呢?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匾的样子. 原匾为何人所写,多年来众说纷纭.主要为“萧显说”和“严嵩说”. “萧显说”主要依据为清光绪四年（1878年）编撰的《临榆县志、建置编、城池卷》记有：“‘天下第一关’相传明肖佥事显书.”萧显为山海关本地人,明成化八年（1472年）中二甲进士.以“相传”为依据显然有失考证.秦皇岛市文史耆宿康群老先生在《山海关文史资料》第三集上著文《巨匾琐谈》,文中引经据典,提出了最有可能写匾的历史人物——严嵩.对“萧显说”提出了三点质疑：第一,早期志书从未记载.包括清代撰写、对萧显行迹逸事有详细记载的几部志书也未提此事；第二,“萧显写匾”的身份难称其举.当时,以萧显“佥事”之职的地位身份,题写这样的匾额资格是相差甚远的；第三,“萧显写匾” 的时间与匾额真正出现的时间对不上号.当地史志所谓“萧显写匾”的成化八年（1472年）前后,山海关“镇东楼”还没有“天下第一关”的匾额.山海关长城博物馆馆长王雪农根据韩国学者提供的韩国古代贡使笔记载,查阅到山海关“镇东楼”悬挂“天下第一关”匾额的时间约为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 康先生倾向“严嵩说”.严嵩题匾在时间、身份、书法水准等方面都具备条件.民国九年（1920）临榆县令周嘉琛《重修第一关旧额记》中也说：“有额曰‘天下第一关’笔力沉雄,与形势相称,相传为严分宜（严嵩）手迹.”明嘉靖十五年,严嵩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57岁.《严嵩年谱》著作者——著名史学家曹国庆在《严嵩的书法与以人废字》（载《众说纷纭论严嵩》,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一文中称,严嵩在书坛成名,是他初入翰林院时.弘治十八年（1505）三月,26岁的严嵩以二甲第二名的成绩中进士.同年又以一首《雨后观芍药》诗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明代的翰林院实际是朝廷的智囊团和书记处.在翰林院,严嵩的经义文章每每在馆试中列为首选,他的诗词酬唱之作每每在宴集中力拔头筹,人们在欣赏他文章的同时,又领略了他的书法技艺,观其文便可获双重享受.此后,由翰林院而及其他职位,由京师而及地方,士林中便多有以得其墨宝为荣者.严嵩在钤山归隐的八年（1508-1515年）间,又精研了许多书法字贴,书法造诣更有精进,当世的一些知名画家经常邀他连袂创作,或得一佳作即邀其题字,为画面增色.翻开严嵩的遗著《钤山堂集》,便可知严嵩的许多诗文都是因此而作.康先生认为,严嵩被清朝君主斥责列入奸臣传后声名不佳,人们对严嵩的态度被认为关系到大是大非的名节问题.作为山海关的官吏乡绅、平民百姓,谁也不愿意宣传此匾题字出自权奸之手而使雄关“蒙羞”.基于这种原因,300多年来匾额长期佚名,方志不载. 比照山东曲阜孔府门楼匾额“圣府”、湖南永州柳宗元纪念馆内的“寻愚溪谒柳子庙”诗等现存无争议的严嵩手迹,“天下第一关”书迹与这些手迹字体风格真是一脉相承、何等相似! 关于“天下第一关”匾额的由来,山海关长城博物馆王雪农馆长有缜密的最新考证.据2005年韩国学者提供的学术讯息,至今还保存在韩国的史料记载：嘉靖十五年之前山海关东楼楼外侧檐下的悬匾曰“镇东楼“,里侧檐下悬匾曰 “天下雄关”,城门里兵部分司衙门署前的穿街有“东北第一关“牌坊；到了嘉靖十五年之后,其他如故,内侧檐下匾额则换成“天下第一关”了.现保存在韩国的古代贡使笔记记载山海关的事迹文物十分详细,甚至细到某石刻大字多少、小字多少、共多少字的地步.这样的第一手资料,可靠性是非常高的. 明朝时期,今天的韩国为当时的李氏朝鲜王国（1388年由高丽大将李成桂建立,对明只称“王”,不称帝）.两国关系十分密切.当时朝鲜国贡使每年都来往于山海关所在的东西大道上,这条大道因而被成为“贡道”.山海关是万里长城东部首屈一指的雄关,是京师的东大门,千里迢迢而来的朝鲜国使节,在经历了漫长而苍凉的关东广原后,每次来到山海关,都会为雄关的英姿所震撼、所吸引.他们或录或绘,记载下了山海关不同时期的事迹文物. 山海关修筑于整个明代的万里长城上,关隘重重,它地处连接东北、中原的辽西走廊咽喉要处,又是东方属国、部族朝贡的必经之地,当之无愧为京师的东大门.在有明一代始终处于北方游牧民族侵扰之下的特殊年代,它早可备蒙古、晚可御女真.山海关是座特殊的关城,一般的关城只设相对二门,山海关关城却方圆“八里一百三十七步四尺”,明中期后四门具备,兵民同处,商贸繁荣,规模功能完全可与通衢大市媲美.“天下第一关”的颂称开始流传海内外约在明万历时期.万历27年（1559年）成书的《永平府志》：（山海卫）城之东门即山海关,扁（匾）曰“天下第一关”.这一年,万历皇帝谕旨中也有了“盖此天下第一关也”的颂语. 据由伍联德创办的《良友画报》1933年第七十四期上著文说：“日本又在新年初一用飞机和大炮轰击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不到第二天就失守了.‘天下第一关’牌匾已经作为日本军国广义的利品,运到东京,陈列在九段上的‘游就馆’了.”这样,就又多出一块牌匾. “天下第一关”巨匾,山海关现存五块,一块石质,四块木质.石质匾镶嵌在孟姜女庙前殿东侧内墙上,四块木质匾,有三块悬挂在关城东门城楼一、二层内外,一块为区文化馆近年摹刻,现存“山海关长城博物馆”,陈列在长城文化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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