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洋务运动的利与弊

洋务运动是19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兴起的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其积极意义: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培养了科技人才；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的经济侵略；迈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弊端:只学习技术而不改变落后的制度，未能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

洋务运动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撕开了一条“缝”，奠定了工业的起步基础，“东学为体，西学为用”，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其二，便是在体制上，虽没有改变清政府的制度，却让“重满轻汉”的格局有所变化，长期以来，清政府都是重内轻外，满人掌权，汉人办事，能左右时势大局的，大部分都是满人。曾国藩、李鸿章的湘军淮军平定了太平天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由此兴起了洋务运动，自此，汉人在朝廷的地位得到提升，地方官的权力也逐步扩大。

洋务运动的遗憾在于，一是仅仅行政干部参与进来，没有把“知识分子”拉进来，没有触及保守思想这个根本。二是没有影响到制度的变革，特别是对人才的重视和选拔，虽然已经引进西方的技术，却没有引进“数理化”这些能够发展先进技术的内在学科，依然是“科举制”。三是引进的工厂一直掌握在官府手中，类似于改革开放前的国营企业一样，官员腐败、工人懒散、机构臃肿，没有放权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决定”，最终亏损严重，逐步失败。

我觉得引用“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或者“种豆得瓜”这两句话来帮助理解，一分为二来看待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作为晚清的一场重大社会变革，身上带着非常鲜明的标签，即“守旧与创新”。正如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谈到的：“洋务运动，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真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作为封建地主阶级自发的一场自救运动，洋务运动的守旧表现在于它的一系列口号、措施（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自强求富的口号，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等等）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这些努力，按照中学历史教材的观点：随着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威海卫战役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

也就是说，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起步到19世纪90年代这段时间所做的努力，最终没能实现富国强兵从而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一主观目的，这便是前面所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洋务运动的失败更多的是从清王朝自身来考虑的，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开展过程中却客观的、意外的、间接的对整个中国社会起到了社会转型的促进作用，亦即“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这一高度评价的结论。大致分几个角度举例如下：

1.经济上， 洋务运动创办的军事工业（前期）、民用工业（后期），引进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机器大生产）和科技人才，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注意：洋务企业不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它是由财政拨款，归国家所有的，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带有封建性质的近代工业），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及管理经验。

2.思想上，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虽然在坚持中国旧有的政治、文化制度上带有保守消极的一面，但是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这是与世界接轨的进步表现。

3.教育上， 设立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培养翻译、科技、军事方面的人才，还派遣留学生，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始。

4. 军事上，创建近代海军（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5. 外交上，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常设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加强了清朝同外国的联系，促进外交近代化。这一点深得我的欣赏，因为沉湎于“天朝上国”迷梦的大清帝国，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不再是趾高气昂而逐渐放低姿态，学会了运用国际惯例和外交准则来和西方列强打交道。这其实也是中国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转型的一个缩影，因为契约精神蕴含其中，国与国之间的国家信用得到一定的体现。当然，中国一直在进步，但真正实现法治的道路任重而道远，我们仍在努力中。